刻意制造对立话题！苏贞昌为阻“小三通”竟抛出所谓“抢药说”******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台湾加工类食品、水产品因注册问题被大陆暂停输入，其中包括金门高粱酒，加上“小三通”迟迟不开，准金门县长陈福海、准“连江县长”王忠铭率团登陆沟通。就在岛内各界对明年春节前复航“小三通”充满期待之际，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竟然抛出所谓的“抢药说”，刻意升高两岸对立气氛。
新当选县长登陆沟通
疫情暴发后，台湾方面于2020年2月10日关闭“小三通”，至今已经快3年。据联合新闻网13日报道，为解决台湾商品被禁问题、推动重启“小三通”客运，金门县“立委”陈玉珍以及陈福海、王忠铭等人12日抵达厦门后，当晚火速与福建当地官员展开两场座谈。
13日上午，陈玉珍在与媒体见面时称，经过与大陆有关方面领导充分具体的沟通，回去以后，会就金门高粱酒的文件不完整部分进行检讨，“我想应该会获得满意的结果”。参与会议的大陆全国台企联副会长吴家莹称，在12日晚的会议上，大家谈到了“小三通”客运应尽快复航以及部分金门同胞因疫情太久没到大陆，台胞证已经过期了等民生问题，大陆表态愿全力协助和弹性处理，“这是疫情后首次有台湾民意代表来，和大陆方面坐下来谈，相信会很有帮助”。“连江县长”刘增应13日也表示，“小三通”停摆将近3年的时间，希望可以尽快复航，“这也是乡亲们的期待，支持访问团到大陆洽谈小三通，乐观其成”。台湾《中国时报》13日称，目前大陆台商、台眷与台生仅希望明年1月先启动“小三通”的“探亲专船”。
12日这一天，台防疫指挥官王必胜率队飞抵金门。他称，此行主要是了解第一线防疫量能，模拟可能发生的实际状况，包括港埠进出动线与流程，以及防疫相关医疗量能在开放前是否准备顺利等。不过对于“小三通”复航时间点，他仅表示，复航权限不在“卫生福利部”，此行就是给有关单位提供意见参考。
当局官员持续泼冷水
“小三通”2020年2月停航迄今，随着岛内边境解封，台商和金马地区民众希望恢复“小三通”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今年9月澎湖举办“三岛论坛”，金马澎3县县长在会中达成“小三通复航”的共识。金门县长当选人陈福海12月9日刚接下县长当选证书，下午就飞台北拜会陆委会主委邱太三争取复航。
就在各界都对“小三通”复航充满期待之际，苏贞昌又浇了一盆冷水。他12日在出席活动时称，任何人都不能因个人立场妨碍全台一致的防疫作业，希望大家都能以民众健康为重、社会安定为念，如果轻率地不管疫情，随便大开边境，过去大陆人到香港去抢药的情况，大家都看见了，“对岸现在受疫情影响，若台湾因为开放边境而造成防疫破口，妨碍台湾近3年的防疫成功，对民众的健康不能交代，因此没有道理现在要开放小三通”。“卫福部部长”薛瑞元13日又附和称，不一定是回来(重启“小三通”)才会增加药物需求，“现在也可能开始搜刮药物寄过去，我们都密切注意当中”。
而此前在7月底，台“交通部长”王国材曾表示，“边境开放，小三通就会开”。铭传大学副教授杨颖超13日撰文直言，从苏贞昌的表态看，“小三通要通，恐怕还要再等等”。他分析称，从台湾部分产品被禁、民进党当局官员一直强调“突袭”，合理推测，是官员以为释放准备开放“小三通”信息可以酝酿友善氛围，没料到大陆却禁台产品，再加上亲蓝金马地方政治人物积极前往对岸讨论复航事宜，蔡当局面子挂不住，才出现风向逆转的情况。
全是意识形态作祟
台媒分析称，蔡英文当局事实上尚未开放大陆民众赴台观光，仅允许商务、探亲与奔丧申请入境，大陆也尚未开放大陆民众出境旅游，仅能申请留学、商务或工作。也就是说，两岸旅游仍受管制，苏贞昌竟说“小三通若开，恐让对岸民众来台抢药”，是在刻意带风向。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呛声道，当局不能解决问题，民意代表采取自救行为，希望沟通解决“小三通”以及金门高粱酒、台湾啤酒出口的问题，当局应该觉得惭愧。“立委”郑丽文痛批，“九合一”选举就是对蔡苏当政的不信任投票，他们却不知检讨，更是吃相难看，现在执迷不悟、持续打“抗中保台牌”。国民党“立委”郑正钤13日称，苏贞昌担心大陆人到台湾会抢药，而不想开放“小三通”，挡到的不是大陆人来台，而是真正想要回台湾的台湾人；现在接近农历春节，以航空来看，运量不够，“小三通”开放对于想要回台湾的台湾人是非常大的帮助。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邱臣远13日怒斥苏贞昌，过多意识形态操作，无助于恢复两岸交流。
《中国时报》13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已对边境解封，许多台商、金马地区人民热盼“小三通”重启，蔡当局却以各种理由搪塞，所谓“小三通开放会引来大陆人来台抢药”全是意识形态作祟，完全无视选举教训与社会民意的持续反扑。文章称，4年来施政再遭选民不信任投票的苏贞昌，请辞不下台，说要拼经济却把农渔相关产业推入火坑。除了撒币、养网军，什么事都干不好，就赶快下台走人，别还想着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了。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